陈锡文：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为首位 推进粮食定价“价补分开
发布时间：2015-12-24 作者：admin1 浏览量：302 来源： 分享到：
陈锡文表示，下一步推进的原则，是使粮食价格和补贴能够分开。现在的最低价和临储价，一定程度上是把价格和补贴合在一起，将来要把价格和补贴分开。粮食价格应该主要由市场形成，市场主体才会活跃；如果市价过低，政府可采取适当的政策，直接补贴农民，“价补”分开，应该是未来走势。
11月4日，国新办召开发布会解读《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称，《方案》是农村改革系统性的总体设计，明确了农村改革的大的原则、基本方向和划清底线等。
整份农村改革方案，聚焦五大核心领域，包括改革和完善农村的产权制度，创新农业的经营形式，改革完善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推进增强发展一体化的体制机制，以及加强农村的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农村社会治理。
产权制度改革放第一位置
陈锡文称，五个关键领域，把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放在首位，对整个农村经济体制来说带有基础性的意义和作用。
农村集体经济中的主体部分是耕地。陈锡文称，耕地涉及到亿万农民，耕地产权制度如何进一步清晰，在当前是很大问题。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登记颁证，今年已在12个省试点，截至今年6月份，已有2.6亿亩农民的承包耕地明确了承包经营权，并且有的开始发证。
对于市场密切关注的土地改革，《方案》从农村改革的顶层设计的角度，明确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思路。
陈锡文称，土地制度改革中的有些内容，和现行的法律制度是有冲突的，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目前正在33个地方进行试点，试点到2017年年底(结束)。
陈锡文表示，在试点期限内，试点范围内涉及的相关法律条款暂不实行，试点结束后，国家会对试点改革的成果进行评估。评估之后，再确定到底是修改法律还是恢复原来的法律来实行。去年开始，试点工作已在33个县级单位开展部署，目前正在推进之中。
粮食定价：价补分开是趋势
《方案》对整个粮食改革的形成机制，提出了原则意见，即粮食价格的形成应当贴近市场，同时要兼顾农民的合法收益。
陈锡文称，现在粮食形势非常复杂。从表面上来看，一是连续12年国内粮食产量在不断增长。二是2010年以来我国进口粮食数量不断增长。三是目前我国粮食库存在不断增长。
他分析原因称，第一是目前农业自身竞争力不足。第二是保护政策使粮价不断走高。第三是国际粮价在下跌。第四是货运问题。第五是汇率问题。
今年9月，玉米临储政策实施七年来，收购价格第一次下跌。对此，陈锡文表示，这两年国家对三个主粮的基本政策，比如小麦和稻谷，在已经实行最低价的地方维持价格水平不变，2015年实行的小麦和稻谷的最低收购价格没有提升，2016年正在研究过程当中；9月有关部门公布的玉米临储价格，和去年相比主产区的玉米临时收储价平均降低0.12元，市场价格也在下跌，但仍然是高于国际市场的。
陈锡文表示，下一步推进的原则，是使粮食价格和补贴能够分开。现在的最低价和临储价，一定程度上是把价格和补贴合在一起，将来要把价格和补贴分开。粮食价格应该主要由市场形成，市场主体才会活跃；如果市价过低，政府可采取适当的政策，直接补贴农民，“价补”分开，应该是未来走势。
新型农业主体和职业农民培养相结合
农村务农劳动力老龄化问题，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和《方案》中，均受到重视。
《方案》提出把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作为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的一个战略性举措。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称，很多地区也在探索怎么破解谁来种地的难题。最重要的是要在农村留住一部分青年人，特别是要把中年人留在农村。
“如何务农真正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职业，是 ‘三农’政策难题。”韩俊称，首先要把新型农业主体的培育和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要结合起来。
十八届五中全会决议提出，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挥其在现代农业建设中的引领作用，要构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体系。
韩俊建议，必须要深化农村金融改革，要完善农业保险制度等等，配套的制度要跟上。让新型职业农民不仅能种地，还能发展旅游服务业，然后有像样的收入；同时农业职业教育也要跟上。
韩俊提到一组让他惊喜的江苏省的调查数据，“大学里愿意回到农村务农的占到了5%-6%”。
“如果连1%都不到的话，就很成问题了。”他说。（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
低价进口粮食再破亿
一边是“十二连丰”下的“国产粮满仓”，一边是再破亿吨的低价进口粮，国内外价格倒挂凸显中国农业竞争力落后的境况，更绷紧粮食政策调整的神经。
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前11个月进口粮食为1.13亿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27.3%，是有史以来第二次过“亿”；另一方面，2015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6.21亿吨，比2014年增长2.4%。
“"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了一些政策，如实行轮作休耕的试点、实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战略等，这实际上发出了一定程度上适当调整近期粮食产量的信号。”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近日撰文指出，但仍将着力保持生产能力的稳定和提升。
“调减产量可以，但不可以减少耕地面积，并应由农民自己主导选择是否退出粮食种植。”艾格农业分析师马文峰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农民种粮收益少了自然会少种植，但不能以让农民利益受损为代价推进粮食调减。”
玉米替代品进口冲击国内
按照进口粮占比计算，当前国内每7斤粮食里即有1斤来自国外。而这些进口粮除了七成以上是大豆以外，还多以大麦、高粱、DDGS、木薯等玉米替代品为主，凶猛进口货冲击国产玉米销售。
“廉价进口替代品直接冲击了国库销售。”马文峰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当前国储玉米定向企业销售价格为每吨1400元，合计每斤0.7元，而当初都是1元左右收进，相当于每吨玉米除了亏损仓储费，至少亏掉600元。”
里面的出不去，外面的进不来，高企粮食库存加剧中国收粮之难。仓容有多紧张？国家粮食局曾用两个前所未有形容：“目前，我国粮食库存达到新高，各类粮油仓储企业储存的粮食数量之大前所未有，储存在露天和简易存储设施中的国家政策性粮食数量之多也前所未有。”
陈锡文撰文指出，进口大麦、高粱、DDGS、木薯等以替代玉米，使得国内玉米的销售受到冲击，出现滞销积压，这是中国粮食市场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因此，对中国政府和农民而言，需要考虑的问题是采取何种措施调节国内的粮食价格，以抑制玉米替代品进口的任意增长。
粮食生产结构将审慎改革
在粮食产量“十二连增”的格局下，虽然有声音认为可以考虑适度调减粮食产量，但《人民日报》昨日发表文章认为，调整粮食生产结构十分迫切，粮食生产要适应新常态，粮食改革要由需求侧向供给侧转型。在粮食供给侧比较宽松的情况下，调整种植结构时，要向粮食供求平衡态过渡，既不能过度调减，又要把握力度和节奏，挖掘粮食生产新潜力。其重点是推动粮食生产由数量增长为主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上来，由依靠资源和物质投入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
由于经历过前两次粮食产量下降带来的“巨大波动”，粮食调减是一个极为严肃的话题。
第一次粮食巨幅波动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粮食产量连续四年下降，直到1989年粮食产量才恢复到五年前的水平。第二次是从1999年开始，粮食产量出现下降，一直降到2003年的4.3亿吨。然后在一系列政策刺激下，粮食产量从2004年开始回升，直到2008年才超过1998年。
“粮食产量的"一个下坡、一个上坡"，恢复之路一共走了十年。”陈锡文指出，“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政府调整粮食政策要特别谨慎，粮食的价格形成机制、对农民的补贴政策和粮食的收储政策改革要充分考虑农民利益、避免再次出现粮食产量的大幅度下降”。
而现在，第三次粮食调减改革已露出端倪。“实际上对粮食产能的考虑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去年在讨论2015年一号文件时，已有讨论”，一位农业部人士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种植面积可以调减，但产能仍需通过技术提升、地力修复来得到保障”。
如陈锡文所言，“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了一些政策，如实行轮作休耕的试点、实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战略等，这实际上发出了一定程度上适当调整近期粮食产量的信号。
11月4日，国新办召开发布会解读《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称，《方案》是农村改革系统性的总体设计，明确了农村改革的大的原则、基本方向和划清底线等。
整份农村改革方案，聚焦五大核心领域，包括改革和完善农村的产权制度，创新农业的经营形式，改革完善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推进增强发展一体化的体制机制，以及加强农村的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农村社会治理。
产权制度改革放第一位置
陈锡文称，五个关键领域，把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放在首位，对整个农村经济体制来说带有基础性的意义和作用。
农村集体经济中的主体部分是耕地。陈锡文称，耕地涉及到亿万农民，耕地产权制度如何进一步清晰，在当前是很大问题。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登记颁证，今年已在12个省试点，截至今年6月份，已有2.6亿亩农民的承包耕地明确了承包经营权，并且有的开始发证。
对于市场密切关注的土地改革，《方案》从农村改革的顶层设计的角度，明确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思路。
陈锡文称，土地制度改革中的有些内容，和现行的法律制度是有冲突的，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目前正在33个地方进行试点，试点到2017年年底(结束)。
陈锡文表示，在试点期限内，试点范围内涉及的相关法律条款暂不实行，试点结束后，国家会对试点改革的成果进行评估。评估之后，再确定到底是修改法律还是恢复原来的法律来实行。去年开始，试点工作已在33个县级单位开展部署，目前正在推进之中。
粮食定价：价补分开是趋势
《方案》对整个粮食改革的形成机制，提出了原则意见，即粮食价格的形成应当贴近市场，同时要兼顾农民的合法收益。
陈锡文称，现在粮食形势非常复杂。从表面上来看，一是连续12年国内粮食产量在不断增长。二是2010年以来我国进口粮食数量不断增长。三是目前我国粮食库存在不断增长。
他分析原因称，第一是目前农业自身竞争力不足。第二是保护政策使粮价不断走高。第三是国际粮价在下跌。第四是货运问题。第五是汇率问题。
今年9月，玉米临储政策实施七年来，收购价格第一次下跌。对此，陈锡文表示，这两年国家对三个主粮的基本政策，比如小麦和稻谷，在已经实行最低价的地方维持价格水平不变，2015年实行的小麦和稻谷的最低收购价格没有提升，2016年正在研究过程当中；9月有关部门公布的玉米临储价格，和去年相比主产区的玉米临时收储价平均降低0.12元，市场价格也在下跌，但仍然是高于国际市场的。
陈锡文表示，下一步推进的原则，是使粮食价格和补贴能够分开。现在的最低价和临储价，一定程度上是把价格和补贴合在一起，将来要把价格和补贴分开。粮食价格应该主要由市场形成，市场主体才会活跃；如果市价过低，政府可采取适当的政策，直接补贴农民，“价补”分开，应该是未来走势。
新型农业主体和职业农民培养相结合
农村务农劳动力老龄化问题，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和《方案》中，均受到重视。
《方案》提出把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作为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的一个战略性举措。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称，很多地区也在探索怎么破解谁来种地的难题。最重要的是要在农村留住一部分青年人，特别是要把中年人留在农村。
“如何务农真正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职业，是 ‘三农’政策难题。”韩俊称，首先要把新型农业主体的培育和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要结合起来。
十八届五中全会决议提出，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挥其在现代农业建设中的引领作用，要构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体系。
韩俊建议，必须要深化农村金融改革，要完善农业保险制度等等，配套的制度要跟上。让新型职业农民不仅能种地，还能发展旅游服务业，然后有像样的收入；同时农业职业教育也要跟上。
韩俊提到一组让他惊喜的江苏省的调查数据，“大学里愿意回到农村务农的占到了5%-6%”。
“如果连1%都不到的话，就很成问题了。”他说。（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
低价进口粮食再破亿
一边是“十二连丰”下的“国产粮满仓”，一边是再破亿吨的低价进口粮，国内外价格倒挂凸显中国农业竞争力落后的境况，更绷紧粮食政策调整的神经。
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前11个月进口粮食为1.13亿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27.3%，是有史以来第二次过“亿”；另一方面，2015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6.21亿吨，比2014年增长2.4%。
“"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了一些政策，如实行轮作休耕的试点、实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战略等，这实际上发出了一定程度上适当调整近期粮食产量的信号。”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近日撰文指出，但仍将着力保持生产能力的稳定和提升。
“调减产量可以，但不可以减少耕地面积，并应由农民自己主导选择是否退出粮食种植。”艾格农业分析师马文峰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农民种粮收益少了自然会少种植，但不能以让农民利益受损为代价推进粮食调减。”
玉米替代品进口冲击国内
按照进口粮占比计算，当前国内每7斤粮食里即有1斤来自国外。而这些进口粮除了七成以上是大豆以外，还多以大麦、高粱、DDGS、木薯等玉米替代品为主，凶猛进口货冲击国产玉米销售。
“廉价进口替代品直接冲击了国库销售。”马文峰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当前国储玉米定向企业销售价格为每吨1400元，合计每斤0.7元，而当初都是1元左右收进，相当于每吨玉米除了亏损仓储费，至少亏掉600元。”
里面的出不去，外面的进不来，高企粮食库存加剧中国收粮之难。仓容有多紧张？国家粮食局曾用两个前所未有形容：“目前，我国粮食库存达到新高，各类粮油仓储企业储存的粮食数量之大前所未有，储存在露天和简易存储设施中的国家政策性粮食数量之多也前所未有。”
陈锡文撰文指出，进口大麦、高粱、DDGS、木薯等以替代玉米，使得国内玉米的销售受到冲击，出现滞销积压，这是中国粮食市场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因此，对中国政府和农民而言，需要考虑的问题是采取何种措施调节国内的粮食价格，以抑制玉米替代品进口的任意增长。
粮食生产结构将审慎改革
在粮食产量“十二连增”的格局下，虽然有声音认为可以考虑适度调减粮食产量，但《人民日报》昨日发表文章认为，调整粮食生产结构十分迫切，粮食生产要适应新常态，粮食改革要由需求侧向供给侧转型。在粮食供给侧比较宽松的情况下，调整种植结构时，要向粮食供求平衡态过渡，既不能过度调减，又要把握力度和节奏，挖掘粮食生产新潜力。其重点是推动粮食生产由数量增长为主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上来，由依靠资源和物质投入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
由于经历过前两次粮食产量下降带来的“巨大波动”，粮食调减是一个极为严肃的话题。
第一次粮食巨幅波动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粮食产量连续四年下降，直到1989年粮食产量才恢复到五年前的水平。第二次是从1999年开始，粮食产量出现下降，一直降到2003年的4.3亿吨。然后在一系列政策刺激下，粮食产量从2004年开始回升，直到2008年才超过1998年。
“粮食产量的"一个下坡、一个上坡"，恢复之路一共走了十年。”陈锡文指出，“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政府调整粮食政策要特别谨慎，粮食的价格形成机制、对农民的补贴政策和粮食的收储政策改革要充分考虑农民利益、避免再次出现粮食产量的大幅度下降”。
而现在，第三次粮食调减改革已露出端倪。“实际上对粮食产能的考虑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去年在讨论2015年一号文件时，已有讨论”，一位农业部人士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种植面积可以调减，但产能仍需通过技术提升、地力修复来得到保障”。
如陈锡文所言，“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了一些政策，如实行轮作休耕的试点、实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战略等，这实际上发出了一定程度上适当调整近期粮食产量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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